“马政委很年轻呀，哪年参加工作的呀？”
“1943年入伍，今年45岁。”
“嗬，年轻有为呀，1943年……我在干啥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带着我那独立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，说是一个团，其实兵员有六千多，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啦，那时抗战快胜利了嘛。”
“是啊，李军长是老资格了，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介绍过，我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呀。”
“哟，学习不敢当，互相学习吧。其实老同志有什么？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儿，工作经验丰富点儿，仗打得多一点儿，没什么嘛，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，老同志嘛，多担点儿责任，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，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，仅此而已。”
“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。”
“你不要怕，大胆工作，工作上有啥困难，就只管来找我，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，人头熟，也比较听话。”在一旁倒茶的郑波也听出来了，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接收了。
“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？”
“是的，调来之前我在××军××师任政治部主任。”
“哦，连升三级，你们搞政工的如今吃香啊，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啦，仗没得打了，用处也不大啦，总得给年轻的同志创造点儿条件嘛。”
“李军长，我刚来，对本市‘*’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，您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？以便我开展工作。”
“这很简单，就像报纸上说的‘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’，还有，‘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，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’，就是这样。”
“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些？”
“具体可就不好说了，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，天天吵来吵去都像乌眼鸡似的，都自称左派，要求军队支持。我说，好，都是左派，我都支持。这也不行，说我和稀泥，搞折中主义，没有原则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。”
马天生微微一怔，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。只要有人群的地方，就会有左中右之分，就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。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，既然群众分为两派，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，要都是左派就没有必要对抗了。解放军支持左派，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，而这位李军长的情绪却很成问题。
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，在情况不明时，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，今天一点儿小小的“火力侦察”，就发现了不小的问题。“李军长，我先告辞了，希望咱们今后合作愉快。”
“那就不留你了。郑秘书，替我送送。”
马天生走出门时还琢磨，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，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，他明显感到，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，此人太傲慢，简直是目中无人。此外，他还隐隐约约感到，此人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。
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，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，这是有原因的，除了有些老首长提携，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。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，他的学习成绩很好，读了大量的书，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，厚厚的一本《资本论》快让他翻烂了，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中，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引用马列经典的干部确实极少。平心而论，就理论水平而言，马政委一开口，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，只有乖乖听着的份。马天生人品并不坏，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《毛著》积极分子，他也曾像雷锋那样雨夜背着老大娘走十几里地，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儿困难，马天生知道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是很真诚的，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。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。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：“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……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。”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。问题是，这年月，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，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，经常有这种现象：上午还是同志，下午就成了敌人。解决起这类问题，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，上午给他“春天的温暖”，下午就给他“冬天的冷酷”。
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，就多了个心眼儿，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、战功和背景。好在摸清李云龙的底并不费事，军内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。他的预感告诉他，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个不好共事的家伙。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，不冲别的，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和那一身的战伤，马天生就自觉矮了一截。他太清楚了，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军队中，资历可太重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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