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说刘备虚伪,冒着生命危险和人民在一起,谁能做到呢?刘备让徐州,人们说也是虚伪,他的正真目的是不想成为靶子。当时,天下大乱,割据政权又岂是一个徐州呢?我们再看一个刘备的起兵,“少语言,善下人,喜怒不形於色。好交结豪侠,年少争附之。中山大商张世平、苏双等赀累千金,贩马周旋於涿郡,见而异之,乃多与之金财。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。”这些大商人把钱和马给了一个穷小子,这本身就说明刘备具有领导的个人魅力。今天,你要想捐资做一件什么事,你能让大老板给你掏钱吗?
再看一件事“郡民刘平素轻先主,耻为之下,使客刺之。客不忍刺,语之而去。其得人心如此。”如果那时搞“全民选举”的话,看来这皇帝就非刘备莫属了。
刘备对大臣,可谓以诚相待。大臣也是忠心耿耿。这是以心换心的结果,而曹操到了权势大的时侯,他处处在为他儿子当皇帝扫平障碍,可是他势力小的时侯却可以礼贤下士,这才是虚伪呢。
刘备临终时对后主说“朕初疾但下痢耳,后转杂他病,殆不自济。人五十不称夭,年已六十有馀,何所复恨,不复自伤,但以卿兄弟为念。射君到,说丞相叹卿智量,甚大增脩,过於所望,审能如此,吾复何忧!勉之,勉之!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,能服於人。汝父德薄,勿效之。可读汉书、礼记,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、商君书,益人意智。闻丞相为写申、韩、管子、六韬一通已毕,未送,道亡,可自更求闻达。”
人之将死,其言也真,特别是对着他的儿子,他更不可能说假话。刘备对后主的遗诏,其实是他的人生观的体现。以德治国,正是他的治国理念。这和曹操的以法治国是不同的。
当然刘备想得到益州,这是他做为一个军阀无法回避的现实。事实上,他不仅想得到益州,他还想得到天下,在得天下这个问题上再讲什么道德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刘备得益州是没有过错的。他在收益州之时,注意拢络民心,并对刘璋做了妥善安排,这在三国这样一个乱世已经十分难得了。
《三国演义》尊刘贬曹,并不是单纯是小说家之言,这也是刘备人生观更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。刘备光复汉室的道路上没有成功,这是不幸的。刘备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,他的对手太强大了。《三国志》评价刘备道:“先主之弘毅宽厚,知人待士,盖有高祖之风,英雄之器焉。及其举国讬孤於诸葛亮,而心神无贰,诚君臣之至公,古今之盛轨也。机权干略,不逮魏武,是以基宇亦狭。然折而不挠,终不为下者,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,非唯竞利,且以避害云尔。”
刘备可以以一个低贱的出身,最终三分天下,手下的大臣对其忠心耿耿,也真是儒家道德的胜利。
刘备身上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是他的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。在刘备政治的活动中,“上报国家,下安黎庶”是他贯穿始终的理想。在桃园结义时他们就立下誓言,“同心协力、救困扶危;上报国家、下安黎庶;背义忘恩,天人共戮!”刘备也曾对自己的实行仁政进行总结说:“操以急,吾以宽;操以暴,吾以仁;操以谲,吾以忠;每与相反,事乃可成。若以小利失义于天下,吾不为也。”
可见,实行仁政是刘备一贯自觉的政治主张。诸葛亮出山前,势单利孤的时候,刘备四处奔走,但不论到何处,他都能广施仁政,爱民如子,也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。在驻扎新野后不久,当地百姓就做歌称颂刘备,“新野牧,刘皇叔,自到此,民丰足。”在遭曹操追杀,弃樊城奔襄阳的一路上,后有曹操精兵将至,前有江河阻拦,而刘备却宁肯被敌军追上,也没有听从诸将几次三番提出的抛弃百姓、独自逃跑的建议,带领几百万百姓每天只能走十里路,最后被曹操的大军追上,落得阿斗丢失。糜夫人投井身亡。这一切都和汉末任意屠戮百姓、视生民如草芥的各路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这也是他离开他所依托的军阀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刘备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义而生,又为义而死。“忠义”是刘备性格的核心特征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写的就是刘、关、张三人桃园结义。从此以后三人同生共死、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、致死不渝……在三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义薄云天、荡气回肠的佳话。他们三人的之间的结义早已超出了民间简单的“拜把结义”,而是一种基于无私为民、相互欣赏、情感契合的忠义之举。在见利忘义、朝秦暮楚、战乱纷争的年代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
刘备还能把这种“义”推而广之,“以性情相契”,发现和招揽人才,知人善任,进而“得道多助”,在身边形成了忠义笃信的蜀汉集团。在当阳长板坡,赵云忠心保护幼主,于曹操百万大军中六进六出,不管三七二十一七上八下地杀死曹军大将五十余员,救出甘夫人和阿斗,当赵云把幼主捧给刘备时,刘备怒摔阿斗。他真心敬慕诸葛亮的贤德,不惜在隆冬时节三顾茅庐,终于请出孔明,并委以重任。诸葛亮、赵云等也深感其知遇之恩,从此君臣一心,矢志不渝。与当时各路军阀之间、将领与下属之间那种尔虞我诈的处事为人方式截然不同,这也是刘备一次次出走的重要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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